【历史上的监察官】包拯：开封有个包青天

　　编者按：中国监察制度的历史源远流长，独具特色，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涌现出了一批清廉耿介、刚正不阿、敢于纠弹权奸、严惩贪官污吏的监察官。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推出《历史上的监察官》系列文章，带您走近那些历史上的监察官，讲述他们的故事，领略他们的风采。

“开封有个包青天，铁面无私辨忠奸”。包拯以其清廉公正，铁面无私而留名青史，民间关于包公的戏曲、故事、传说不计其数，可见百姓对包拯的爱戴。

　　铁面执法 六弹权贵

　　宋真宗咸平二年（公元999年），包拯在安徽庐州出生，宋仁宗天圣五年（公元1027年），登进士第。为官期间，包拯累迁监察御史。在担任监察御史及知谏院时，包拯严查贪官污吏，肃正纲纪。在宋仁宗赵祯面前，他能冒犯威严，大胆给领导“提意见”。被包拯弹劾的官员不知其数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包拯六次上奏弹劾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。

　　宋仁宗的爱妃张贵妃出身普通，然而容貌出众，宋仁宗对其宠爱有加。张贵妃的娘家人大多没什么大出息，唯一有希望的是其伯父张尧佐，其在基层担任过宪州、筠州推官等小官。为了让娘家人能够出人头地，张贵妃在仁宗旁不时吹吹枕头风。仁宗爱屋及乌，这样张尧佐就被一路火箭提拔，担任了三司户部判官、户部副使，掌管部分财政工作。不久，他被提拔为天章阁待制。再后来一路向上，又晋升为兵部郎中、权知开封府，并最终担任三司使，掌管全国财政工作。一年多次晋升，造成很多官员的不满和反对。

　　包拯曾任户部副使，他的顶头上司便是张尧佐。张尧佐为官任性，仗着国丈的身份，经常肆意妄为，包拯对其为人十分了解，清楚他的品行。包拯刚正不阿、不畏权贵，为了端正朝风，他对皇亲国戚也能动真格。他和谏官陈旭、吴奎等人一起向仁宗陈述实情，弹劾张尧佐，指出张尧佐是个平庸之才，为官腐败，建议将其调离三司，降职使用，改授其他闲散职务。张贵妃当然不肯，也许是仁宗受张贵妃的压力，也许是为了削弱包拯的锋芒，张尧佐不但没有被贬，反而不久后被提拔为宣徽南院使。仁宗任命一出，群臣议论纷纷。包公在3天内又上了第二个奏章，更尖锐地指出张尧佐作为外戚，才能平庸，恣意妄为，窃踞高位。包拯抨击异常尖锐。

　　可是，几天后仁宗还是没有答复。包拯誓不甘休，接着发动第三次弹劾，说张尧佐的火箭式提拔已经破坏了制度，群臣不服，皇帝威信损害，也给国家利益带来了极大的伤害，应立即纠正。但是仁宗依旧没有接受包拯等人的意见。

　　平时和气的御史中丞王举正也豁了出去，摘下乌纱帽，指责张尧佐的行为令人心冷，如不处理，不如这官不做罢了。面对爱妃和爱臣弹劾间的抉择，宋仁宗也犯了选择困难症，难以定夺。此时，王举正要求廷辨，正面和仁宗辩论。包拯慷慨陈词，义正辞言，滔滔不绝，正气凛然。仁宗尴尬至极，便拂袖而去，回到宫中对贵妃大发雷霆。

　　缓了几个月后，仁宗又把宣徽使的重任委给了张尧佐。包拯依旧不饶，死磕到底。经过前后共六次弹劾后，仁宗最终接受了包拯意见，张尧佐辞去宣徽使一职。可见包拯敢于触犯权贵的勇气。

　　此外，包拯弹劾过宰相宋痒，指责他为相期间碌碌无为。弹劾过舒王赵元祐的女婿郭承祐。担任御史中丞时，包拯又弹劾了宰相宋痒的弟弟宋祁，指责其在蜀中“蜀燕饮过度”，即在四川公款吃喝过度。弹劾了张方平，指责他利用职权贱买富民邸舍，类似今日低价购买房地产商的房子。被弹劾官员之多历来罕见，因此当时京城流行“包弹”一语。被包拯弹劾过的有污点官员便被称为“有包弹”，没有弹劾过的是“没包弹”。

　　清廉自守 拒绝“围猎”

包拯时刻保持清廉本性，洁身自好，喜爱读书，谨慎交友。与他人交往讲纪律和规律，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。在他青年读书之时，包拯就已经在家乡小有名气，还受到家乡庐州知州刘筠的表扬。那时，包拯和一李姓同学同在一僧舍求学，包拯经常和李姓同学往返于僧舍与家之间，路途中必须经过一富豪人家。富豪为了培养人脉，设好饭局，竭力邀请两位，包拯断然拒绝。改日，富豪又设宴。再次路过时，李姓同学感到盛情难却，接受邀请，包拯马上变脸，说，他是富人啊，我们以后或许会成为家乡的官员，如果现在和他交往，以后不就会被这人情债所累吗？俗话说，吃人嘴软，拿人手短。包拯早就知道富人的小算盘，不给他任何机会，以便来日从政不受人情世故所累。而多年后，包拯果真如当初所言被朝廷安排到庐州做官，此时，包拯能够放开手脚大干事业，保持清廉自守，公正执法，而不受牵累。

　　不忘初心 不持一砚

庆历元年（1041年），包拯南下岭南出任端州知府。端州自古以来以其端砚闻名于天下，为四大名砚之一，而当时端州官场潜规则很盛，以给朝廷进贡的名义征收数十倍的端砚来“孝敬”上级官员，以求来日上头有人好做官。包拯到来，一心只为减轻百姓负担，下令只许征收进贡数量的端砚，禁止多征一个，自断历来这条“升官捷径”机会。包拯以身作则，任职3年，两袖清风，“岁满不持一砚归”。在1973年肥东的包公墓的清理挖掘中，只发现普通的砚台，没有端砚，这也证明了包拯的“清心为治本，直道是身谋”。（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 左金彪|绘图 张寒）